美國《全球主義者》雜志文章:中國三十年變化(作者:理查德·費希爾)
原編者按 北京奧運慶典勾起了理查德·費希爾對中國另一個歷史轉折點的回憶——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經濟解放。他解釋了外國人為何必須突破中國精心設計的幕墻,才能找到真實的基礎并據此與之建立經濟和政治關系。
1948年(中國)共產黨革命者行將關閉上海港時,我的澳大利亞籍父親和出生于南非的挪威籍母親乘坐“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離開了那里。此后的故事說來話長,我出生于次年3月,這個幸福的“副產品”原本可能焦慮地待在外灘的和平飯店里。
幾乎60年了,我的出生經歷令我自視為中國問題觀察家。但是,直到1979年,在我擔任卡特政府政策制定協調人兼財政部長邁克爾·布盧門撒爾的助理時,我才第一次親眼看到中國。
公路上的變革
在中國的早期經歷,以及20年后代表克林頓總統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舉行談判的經歷,構成了我現在觀察中國的視角。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與毛澤東和周恩來會晤,并實現了兩國政治關系正常化。而美中兩國之間因1949年共產黨接管政府而產生的索賠反訴則留給了卡特總統解決。
如果不解決這些反訴,我們就不能上常貿易往來。因此,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及其一行(包括身為他最信任的首席顧問的我)于1979年2月23日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奔赴北京解決這些索賠訴求。
我們與鄧小平、華國鋒以及財政部長張勁夫舉行了會晤。在與鄧和張進行了艱難談判后,1979年3月1日,我們達成了初步協議。那天 我們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上空正式升起了美國國旗。
在觀看盛大壯觀的北京奧運開幕式時,那次北京之行的記憶又涌上心頭。我們于1979年2月24日晚抵達這座城市后,立即被紅旗轎車接送至官方賓館。
進入北京城的公路上沒有汽車——不是因為這條路線為我們代表團設置了警戒線,而是因為根本就沒有車。我們看到的交通工具有瘦骨峽峋的馬匹、驢子、牛、冒著黑煙的卡車以及無數上海“永久”自行車廠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生產的自行車。
僅僅27年過去后,截至2006年,北京的機動車已達240萬輛;而這只是全國3700萬輛機動車中的一小部分。1979年,當布盧門撒爾代表團抵達北京時,歐佩克及其他產油國的主要客戶還是美國、日本和西歐。而目前,產油國的客戶中增加了13億中國人——其中很多人不僅自己有車,而且開工廠,居室還要取暖;同時還有正在迎頭趕上的國家的人民,如印度以及從原蘇聯專制下解放出來的國家。
這就需要考慮石油、柴油和汽油的供需問題。如果中國的人均消費量與節儉的日本人一樣,中國一年的消費總量將在180億桶以上,大大超過我們75億桶的消費量。
技術上的成就
就解決索賠反訴問題達成初步協議后,我們立即乘坐中國軍用飛機飛抵上海稍事休息,然后返回北京修改一些細則。
中國政府挑選出最漂亮的女兵,在飛行途中為我們服務。我的一位同事一時心血來潮,拿出一個寶麗來相機,拍下了這些臨時“空姐”們的倩影。
當時的情景可能讓人以為,他是在世界某個從未見過火焰的偏遠角落劃燃了一根火柴。這些 “空姐” 高興得大聲尖叫,包括飛行員在內的整個機組都簇擁到飛機后座,琢磨這個從未見過的新奇玩意。
想象一下吧。當時,寶麗來相機在美國已經普及了25年,而距離史蒂夫兄弟——即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兄弟發明首臺商業蘋果計算機已有4年。中國民眾卻從未見過寶麗來相機,更別提聽說過計算機了。
寶麗來后來就過時了。現在 中國已經擁有IBM公司的個人電腦業務。現在,中國生產9300萬臺微型計算機,在國內擁有6億手機用戶。中國巳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術產品出口國。
中國人的技術刺探手段如此高超,以至于歐洲和美國的商業及政府領導人都被告知,在黑莓手機所到之處的任何一個角落通話都可能被中國特工竊聽——即便你巳經關機,只要SIM卡和電池不卸下來。
再把思緒拉回北京奧運開幕式。1979年,一臺寶麗來相機也會令中國最優秀的軍事飛行員感到驚訝。而2008年,在“鳥巢”舉行的奧運開幕式演出表明中國可以應用堪與美國硅谷最精密武器或游戲設計師、軟件程序師相匹敵的技術,中國具備這種能力。
這令我想起這片古老土地的借鑒和適應意愿、當年鄧小平步入與布盧門撒爾首次會晤的房間時,他調侃道:“據說令中國人如此恐懼的美國大資本家在哪兒”
會晤期間,他發表了一番類似于著名的“黑貓白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鄧的言論概括了實際結果高于政治正確性、經濟發展高于意識形態純粹性的重要意義——這是現代中國的兩個特點。
鄧向我們闡明:中國決心進行現代化建設,在與世界其它地方保持接觸的同時;中國“貓”將重點抓獲成群的經濟“鼠”,起點就是我們本周達成協議所解放的貿易。
中國做到了這一點。1979年,在繁重的關稅重壓之下,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額僅為5.95億美元。中國的官方儲備連一個美元也沒有。現在,他們每年向美國出口3000多億美元的貨物,同時持有8400多億美元的美日國債。近年以來;中國經濟年增長率一直高于10%,成為世界工廠,且正在引領科技前沿。
撥開籠罩的迷霧
中國人善于苦中作樂。1979年在北京期間,人民大會堂為我們舉行了歡迎晚會-當晚的第七個曲目是鋼琴獨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演奏者是鋼琴家劉詩昆。
現在,劉詩昆被視為中國最好的鋼琴家。他在全世界巡演,包括與小澤征爾和美國波土頓交響樂團合作推出了一直以來最暢銷的經典唱片。
看過劉的官方中文自傳就會發現,“他為幾代中國領導人演奏過”。
但是,自傳未曾提及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入獄,為保持演奏技藝,他在牢房墻上刻出琴鍵,日日彈奏,憑想象“聽”曲子。
他為我們演奏是他“平反”后首度公開露面,他彈奏得如此令人振奮,以致連我們的主人也大多拍紅了手掌,感動得掉下淚來。
遐思之中,我看到8名人民解放軍戰士手托奧運會旗、踏著正步進入了會場。他們也是現代中國的標志。
中國應驗了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關于俄羅斯的膾炙人口的警句:“俄羅斯是謎團中籠罩在迷霧下的一個謎。” 對中國來說,“眼見”未必“為實”。
讓無數中國人擁有汽車的經濟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在全球市場中和奧運會上展現的技術能力也毋庸置疑。鋼琴家在墻上刻出琴鍵練習的意志是真,踢著正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紀律也不假。
由此得出的啟示是:當我們關注現代中國對我們的經濟、文化和國家安全產生的影響時,我們必須努力找尋隱藏在精心設計的幕墻背后的中國。
丘吉爾在總結這句押頭韻的“謎、迷霧、謎團”的說辭時說,弄懂一個令人困惑的俄羅斯的關鍵在于,了解它最根本的國家利益。
審視中國時,我們也必須透過它精心設計的形象,加深我們對它的國家利益的理解,否則將會十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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